飛向天空的人
載于《天津文學》2017年第3期
文/孫曉星
2016年12月31日跨年夜，李建軍再次與他的素人演員們佔領了舞臺，100餘人——讓任何一個導演膽顫心驚的數字，他們來自全國各個地方，但目前都在杭州工作和生活著，類似「我的出生年月日」、「我的出生地距離劇場多少公里」、「我愛的人的名字」這樣的問題被投影在加長的簷幕上，「我想嫁到香港去」、「我想去一次夜店」、「我不想乏味地過一生」，它下麵的「演員」或說或在空中用手寫出答案，直至眾生喧囂，誰也聽不清別人在說些什麼，最終他們的聲音被更巨大的城市聲響淹沒在無邊的黑暗裡。這便是《你好，杭州》，李建軍受杭州西溪天堂藝術中心委託創作，難免讓人聯想到德國裡米尼記錄劇團的「100%城市」系列，一份仿冒的城市調研問卷，一份反記錄頻道的紀錄劇場。
李建軍是從2013年開始鍾情于素人演員的，如果說之前他還是受資源所限，不過把一群素人訓練成專業演員排戲演戲的話，那麼之後他便開始直接挪用起這些平凡的普通人的真實生活當做材料。最早一部紀錄劇場作品其實是「誤打誤撞」，《美好的一天》中19個人端坐在舞臺上，他們唾沫橫飛、手舞足蹈，講著自己與這座城市有關的瑣碎日常，19個人擁有19個私自搭建的無線調頻，台下的觀眾借由手中的半導體可以挑選自己感興趣的人來收聽，或鍾情於某一個故事，或在若干個頻道間切換獲得蒙太奇式的體驗。導演李建軍曾經跟我提及過《美好的一天》的創作過程，它原本是有一個劇本，想找一群素人來「演」的戲，它關於一個或若干個生活在城市裡的普通人的焦灼——夏季的淩晨，李建軍被悶熱如蒸籠的房間煮醒，他想打開窗戶，但想到外面的噪音和空氣污染又退縮回床上，於是輾轉反側不得入睡徹夜失眠，李建軍正是想把這種非戲劇性但又極具當下真實觸感的瞬間呈現在舞臺上，於是找到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莊稼昀創作劇本。然而李建軍發現，讓素人去扮演一個人物，要比聽人藝老演員在舞臺上字正腔圓地詠誦臺詞更具災難性，「臺詞」使人變得矯揉造作，「扮演」讓他們失去了自己。排練久久陷入停滯，甚至成了惶惶度日，最後李建軍終於想清楚了一件事，這些「演員」本來就是普通人，又何必去扮演另一群普通人呢？
我在《美好的一天》的現場，因為對任何一個人的傾訴、抱怨、自言自語都無法再抱有興趣，於是便摘下耳機，那是一個駭人的場面——19個人像一台巨大的生產噪音的聲響裝置，而我終於能夠看清他們所有人的表情——極其用力，他們的身體前傾，無不在舞臺上竭盡全力地想被人看到、聽到，然而我卻什麼都聽不清，只感覺被丟在了猶如節日般喧囂的公車或城市街道上，想要搜尋片段清晰的資訊卻陷於無助、無奈，然而身體又被這莫名的激情和恐懼雙重感染。
在李建軍的作品裡，「城市」是人生活的場所，也是人最大的對立物，「城市的聲音把人的聲音淹沒了」，是從《美好的一天》到《25.3km童話》、《飛向天空的人》，再到最近的《你好，杭州》貫穿不變的主題，我妄自玩笑它是一個中年人的精神危機——當這座城市的夜晚再也與他無關，工體北門與「宇宙中心」五道口的年輕人在改造車馬達的轟鳴和電子舞曲的底鼓中一定不會聽到他所聽見的聲音，在人造霓虹和天階下面不會失眠也不需要睡眠，他們不是被城市淹沒的人，他們就是城市本身，被李建軍視為一切危機和焦灼來源的客體吞噬，並早已經成為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曾作為《25.3km童話》的戲劇構作與李建軍短暫合作過，它的起點是2013年，想法來自於為北京這座城市做一次「年終總結」，演出時間是跨年夜——在一年的盡頭，一輛滿載觀眾的公車駛往未知的無邊黑暗——李建軍跟我在交道口南大街的一間螺螄粉店裡說出了使用「公車」作為移動的特定場所時，我腦海中首先浮現了這幅畫面，「詩意盎然」我說。
最初的版本叫《25.3KM》，並沒有「童話」二字，25.3公里是從北京二環裡到五環的距離，雖然我們假設了兩個錨點，並百度地圖實測出這個資料，但仍不妨說25.3公里是從「中心」到「邊緣」的心理距離。公車行駛的方向是對北京城市化進程的逆行，從熱鬧的東城途徑繁華的朝陽再抵物質、精神雙重貧瘠的順義，車窗外街道的「形式」被公車內刻意製造的聲音「內容」曲解和陌生化，隨著燈光越來越暗，仿佛城市的帷幕被緩緩拉上並反身看到漆黑一片的觀眾席，心情也在這本該置身於年終熱鬧的錯位中變得沉重無比。
因為有限的坐席與有限的觀眾，使這場「演出」像傳說一般被言及。於是，2014年李建軍又創作了第二版，並改名《25.3km童話》捲入了更多人的參與，光是「演員」就有40餘位。那年7月，在東城區的若干個公交站流傳著一則大人們的「童話」——一輛公車會途徑這裡，魯濱遜穿越到21世紀尋找他丟失的羊群。當晚，這輛公車就像一塊超載的移動硬碟，各種人抱著各種目的登上了它，約會、搭訕或暗中觀察，蓬蒿劇場的老闆王翔將他熱衷的演後談一併帶到了車上，持續一年微信互相點贊的異性網友完成了第一次見面，有人喝酒、抽煙，有人坐錯了車，你可以把這輛公車想像成任何地點——公園、夜店、私宅或概念中的異托邦，在那時你都無所謂誰是演員，因為所有人都在「表演」。那是我見過的最多演職人員的慶功宴，最終只要是不趕地鐵的從公車上下來的人都坐在馬路邊的露天排檔擼串，他們無意間成了這座城市夜晚的遊牧者，一群在低處Party的人。
「賦權」可能是李建軍的無意為之，畢竟藝術家不想被當做社會運動家，但這一系列作品中的參與人都可以被化約為整體性的社會姿勢，即奪回屬於我們自己的生活和話語的權力，這也是李建軍最容易被戲劇界消費的概念，一種置於社會學的而非美學的價值。然而，作為身處其中的一員，李建軍始終在面對那個看不見的敵人，那種在沉默的間隙就會聽到的，來自這座城市內部的，震耳欲聾的轟鳴。
於是，「大音量」無可厚非地出現在《飛向天空的人》中——與Siri百無聊賴地問答、未知家庭談話的盜錄、春節的煙火爆竹，它們皆錯位並以罕見的「大音量」置於一幅幅被慢幀和重複處理的日常畫面之上——聲音淹沒圖像，淹沒人的影像。無論是老人、小孩、青年，在PPT般翻閱的未知「進程」裡皆無法逃脫。
李建軍在導演闡述中這樣寫道：
「我住在北京東北的望京，每次開車經過三四五環上這一段或那一段經常會遇到龜行的路程。右腳在刹車與油門之間不斷地轉換，身體的節奏常常也帶著大腦進入了另一重世界，有時龜行過一些居民樓，一個窗戶接著一個窗戶地爬過去，模模糊糊地望進了別人的生活，窗戶裡的畫面像是電影一幀一幀的畫面在講著什麼故事，於是有了車速飛馳而過不能帶來的偷窺的快感。然而龜行中絕大多數時候是一種身處在茫茫霧海中向前望不到頭的焦慮，CD輪轉了一圈又一圈、廣播中廣告讓人嘔吐，我也動過棄車而逃的念頭。就在幾乎要拔下鑰匙的一瞬，想到即使摘了車牌也躲不掉的拖車罰單，腎上腺燃燒出的‘愛誰誰’的豪情頃刻被澆熄，變成了柏油路上一攤焦黑的‘隨遇而安’。
我只能自己跟自己玩。我在腦中翻自己的書架。一本又一本。有一天，我掃到了2012年在蓬皮杜買的那本卡巴科夫的畫冊。封面是一間被炸開了頂的房間，有個人在房間裡自製了一個能把他帶入太空的裝置，他飛向了天空。他是誰？是個怎樣的人？打開頭頂的天窗，在騰雲駕霧中，我問自己：為什麼不就這樣排一齣戲呢？」
可是，李建軍的作品裡沒有任何人「飛向天空」，包括他自己，都深陷於城市化進程的泥沼，於是《飛向天空的人》也止於「想像飛向天空的人」，那個人在烏鎮的露天劇場外，在寰宇的某個光點，在城市的邊緣看不見的盡頭和沉默的驚鴻一瞥中。
2016年，一年都沒怎麼見到李建軍，據說他接下了開心麻花的專案，集浸沒式戲劇和VR技術的「產品」，常駐在上海嘉定，那個項目工期未定、神秘莫測又匪夷所思，李建軍好像也沒有回到北京的打算了。12月我的作品在上海PSA（當代藝術博物館）首演，因為參加同一個叫做「聚裂」的演出季，李建軍和他的演員們在劇場隔壁排練上海版《美好的一天》。我邀請他來看我的作品，並安排他坐在舞臺上精心佈置的「宿舍」佈景裡面，在他咫尺的位置是三張女孩的床鋪，她們看動漫、打遊戲、玩直播，發出軟糯的聲音，活動範圍基本全在2平方米的床上。演出到中途，李建軍逃了出來，看見我坐在最靠近劇場門口的位置時，又略尷尬地坐在我旁邊，說躺在枕頭上面腰不行，似乎是為了掩飾想提前退場的打算，我說你快回去，一會兒有二次元軟妹給你倒椰汁喝，他乾笑了兩聲沒有動彈。
【注】：李建軍，獨立戲劇導演，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導演作品有《斯德哥爾摩冒險家》《背叛》《狂人日記》《影喻》《美好的一天》《25.3km童話》等，以他為核心的新青年劇團成立于2011年，現已擁有固定團隊和穩定的創作週期。
題目取自李建軍作品《飛向天空的人》，首演于第三屆烏鎮戲劇節。
文/孫曉星
2016年12月31日跨年夜，李建軍再次與他的素人演員們佔領了舞臺，100餘人——讓任何一個導演膽顫心驚的數字，他們來自全國各個地方，但目前都在杭州工作和生活著，類似「我的出生年月日」、「我的出生地距離劇場多少公里」、「我愛的人的名字」這樣的問題被投影在加長的簷幕上，「我想嫁到香港去」、「我想去一次夜店」、「我不想乏味地過一生」，它下麵的「演員」或說或在空中用手寫出答案，直至眾生喧囂，誰也聽不清別人在說些什麼，最終他們的聲音被更巨大的城市聲響淹沒在無邊的黑暗裡。這便是《你好，杭州》，李建軍受杭州西溪天堂藝術中心委託創作，難免讓人聯想到德國裡米尼記錄劇團的「100%城市」系列，一份仿冒的城市調研問卷，一份反記錄頻道的紀錄劇場。
李建軍是從2013年開始鍾情于素人演員的，如果說之前他還是受資源所限，不過把一群素人訓練成專業演員排戲演戲的話，那麼之後他便開始直接挪用起這些平凡的普通人的真實生活當做材料。最早一部紀錄劇場作品其實是「誤打誤撞」，《美好的一天》中19個人端坐在舞臺上，他們唾沫橫飛、手舞足蹈，講著自己與這座城市有關的瑣碎日常，19個人擁有19個私自搭建的無線調頻，台下的觀眾借由手中的半導體可以挑選自己感興趣的人來收聽，或鍾情於某一個故事，或在若干個頻道間切換獲得蒙太奇式的體驗。導演李建軍曾經跟我提及過《美好的一天》的創作過程，它原本是有一個劇本，想找一群素人來「演」的戲，它關於一個或若干個生活在城市裡的普通人的焦灼——夏季的淩晨，李建軍被悶熱如蒸籠的房間煮醒，他想打開窗戶，但想到外面的噪音和空氣污染又退縮回床上，於是輾轉反側不得入睡徹夜失眠，李建軍正是想把這種非戲劇性但又極具當下真實觸感的瞬間呈現在舞臺上，於是找到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莊稼昀創作劇本。然而李建軍發現，讓素人去扮演一個人物，要比聽人藝老演員在舞臺上字正腔圓地詠誦臺詞更具災難性，「臺詞」使人變得矯揉造作，「扮演」讓他們失去了自己。排練久久陷入停滯，甚至成了惶惶度日，最後李建軍終於想清楚了一件事，這些「演員」本來就是普通人，又何必去扮演另一群普通人呢？
我在《美好的一天》的現場，因為對任何一個人的傾訴、抱怨、自言自語都無法再抱有興趣，於是便摘下耳機，那是一個駭人的場面——19個人像一台巨大的生產噪音的聲響裝置，而我終於能夠看清他們所有人的表情——極其用力，他們的身體前傾，無不在舞臺上竭盡全力地想被人看到、聽到，然而我卻什麼都聽不清，只感覺被丟在了猶如節日般喧囂的公車或城市街道上，想要搜尋片段清晰的資訊卻陷於無助、無奈，然而身體又被這莫名的激情和恐懼雙重感染。
在李建軍的作品裡，「城市」是人生活的場所，也是人最大的對立物，「城市的聲音把人的聲音淹沒了」，是從《美好的一天》到《25.3km童話》、《飛向天空的人》，再到最近的《你好，杭州》貫穿不變的主題，我妄自玩笑它是一個中年人的精神危機——當這座城市的夜晚再也與他無關，工體北門與「宇宙中心」五道口的年輕人在改造車馬達的轟鳴和電子舞曲的底鼓中一定不會聽到他所聽見的聲音，在人造霓虹和天階下面不會失眠也不需要睡眠，他們不是被城市淹沒的人，他們就是城市本身，被李建軍視為一切危機和焦灼來源的客體吞噬，並早已經成為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曾作為《25.3km童話》的戲劇構作與李建軍短暫合作過，它的起點是2013年，想法來自於為北京這座城市做一次「年終總結」，演出時間是跨年夜——在一年的盡頭，一輛滿載觀眾的公車駛往未知的無邊黑暗——李建軍跟我在交道口南大街的一間螺螄粉店裡說出了使用「公車」作為移動的特定場所時，我腦海中首先浮現了這幅畫面，「詩意盎然」我說。
最初的版本叫《25.3KM》，並沒有「童話」二字，25.3公里是從北京二環裡到五環的距離，雖然我們假設了兩個錨點，並百度地圖實測出這個資料，但仍不妨說25.3公里是從「中心」到「邊緣」的心理距離。公車行駛的方向是對北京城市化進程的逆行，從熱鬧的東城途徑繁華的朝陽再抵物質、精神雙重貧瘠的順義，車窗外街道的「形式」被公車內刻意製造的聲音「內容」曲解和陌生化，隨著燈光越來越暗，仿佛城市的帷幕被緩緩拉上並反身看到漆黑一片的觀眾席，心情也在這本該置身於年終熱鬧的錯位中變得沉重無比。
因為有限的坐席與有限的觀眾，使這場「演出」像傳說一般被言及。於是，2014年李建軍又創作了第二版，並改名《25.3km童話》捲入了更多人的參與，光是「演員」就有40餘位。那年7月，在東城區的若干個公交站流傳著一則大人們的「童話」——一輛公車會途徑這裡，魯濱遜穿越到21世紀尋找他丟失的羊群。當晚，這輛公車就像一塊超載的移動硬碟，各種人抱著各種目的登上了它，約會、搭訕或暗中觀察，蓬蒿劇場的老闆王翔將他熱衷的演後談一併帶到了車上，持續一年微信互相點贊的異性網友完成了第一次見面，有人喝酒、抽煙，有人坐錯了車，你可以把這輛公車想像成任何地點——公園、夜店、私宅或概念中的異托邦，在那時你都無所謂誰是演員，因為所有人都在「表演」。那是我見過的最多演職人員的慶功宴，最終只要是不趕地鐵的從公車上下來的人都坐在馬路邊的露天排檔擼串，他們無意間成了這座城市夜晚的遊牧者，一群在低處Party的人。
「賦權」可能是李建軍的無意為之，畢竟藝術家不想被當做社會運動家，但這一系列作品中的參與人都可以被化約為整體性的社會姿勢，即奪回屬於我們自己的生活和話語的權力，這也是李建軍最容易被戲劇界消費的概念，一種置於社會學的而非美學的價值。然而，作為身處其中的一員，李建軍始終在面對那個看不見的敵人，那種在沉默的間隙就會聽到的，來自這座城市內部的，震耳欲聾的轟鳴。
於是，「大音量」無可厚非地出現在《飛向天空的人》中——與Siri百無聊賴地問答、未知家庭談話的盜錄、春節的煙火爆竹，它們皆錯位並以罕見的「大音量」置於一幅幅被慢幀和重複處理的日常畫面之上——聲音淹沒圖像，淹沒人的影像。無論是老人、小孩、青年，在PPT般翻閱的未知「進程」裡皆無法逃脫。
李建軍在導演闡述中這樣寫道：
「我住在北京東北的望京，每次開車經過三四五環上這一段或那一段經常會遇到龜行的路程。右腳在刹車與油門之間不斷地轉換，身體的節奏常常也帶著大腦進入了另一重世界，有時龜行過一些居民樓，一個窗戶接著一個窗戶地爬過去，模模糊糊地望進了別人的生活，窗戶裡的畫面像是電影一幀一幀的畫面在講著什麼故事，於是有了車速飛馳而過不能帶來的偷窺的快感。然而龜行中絕大多數時候是一種身處在茫茫霧海中向前望不到頭的焦慮，CD輪轉了一圈又一圈、廣播中廣告讓人嘔吐，我也動過棄車而逃的念頭。就在幾乎要拔下鑰匙的一瞬，想到即使摘了車牌也躲不掉的拖車罰單，腎上腺燃燒出的‘愛誰誰’的豪情頃刻被澆熄，變成了柏油路上一攤焦黑的‘隨遇而安’。
我只能自己跟自己玩。我在腦中翻自己的書架。一本又一本。有一天，我掃到了2012年在蓬皮杜買的那本卡巴科夫的畫冊。封面是一間被炸開了頂的房間，有個人在房間裡自製了一個能把他帶入太空的裝置，他飛向了天空。他是誰？是個怎樣的人？打開頭頂的天窗，在騰雲駕霧中，我問自己：為什麼不就這樣排一齣戲呢？」
可是，李建軍的作品裡沒有任何人「飛向天空」，包括他自己，都深陷於城市化進程的泥沼，於是《飛向天空的人》也止於「想像飛向天空的人」，那個人在烏鎮的露天劇場外，在寰宇的某個光點，在城市的邊緣看不見的盡頭和沉默的驚鴻一瞥中。
2016年，一年都沒怎麼見到李建軍，據說他接下了開心麻花的專案，集浸沒式戲劇和VR技術的「產品」，常駐在上海嘉定，那個項目工期未定、神秘莫測又匪夷所思，李建軍好像也沒有回到北京的打算了。12月我的作品在上海PSA（當代藝術博物館）首演，因為參加同一個叫做「聚裂」的演出季，李建軍和他的演員們在劇場隔壁排練上海版《美好的一天》。我邀請他來看我的作品，並安排他坐在舞臺上精心佈置的「宿舍」佈景裡面，在他咫尺的位置是三張女孩的床鋪，她們看動漫、打遊戲、玩直播，發出軟糯的聲音，活動範圍基本全在2平方米的床上。演出到中途，李建軍逃了出來，看見我坐在最靠近劇場門口的位置時，又略尷尬地坐在我旁邊，說躺在枕頭上面腰不行，似乎是為了掩飾想提前退場的打算，我說你快回去，一會兒有二次元軟妹給你倒椰汁喝，他乾笑了兩聲沒有動彈。
【注】：李建軍，獨立戲劇導演，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導演作品有《斯德哥爾摩冒險家》《背叛》《狂人日記》《影喻》《美好的一天》《25.3km童話》等，以他為核心的新青年劇團成立于2011年，現已擁有固定團隊和穩定的創作週期。
題目取自李建軍作品《飛向天空的人》，首演于第三屆烏鎮戲劇節。
Copyright © en? (What has happened? How does it come to this?). All Rights Reserved.